评论员 邱延波
女儿被杀已属最大不幸，还要承受凶手父亲的抱怨，这让人情何以堪？
成都27岁女子王某雅在家门口被杀，凶手的父亲竟称：“就这事害我们有家不能回，花钱在外面住宾馆。”
被害的王某雅，海归硕士，喜欢跳舞，平时在家线上办公。她是人们口中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是母亲王女士的骄傲。2024年6月9日中午，这一切却被陌生人的敲门声打碎。王某雅通过猫眼发现，一名女子在门口做出敲门并吐痰等行为，通过微信告知母亲。王女士立即联系物业请求保安介入。 物业派出一名65岁的保安到达事发现场后，王某雅打开房门质问梁某某。二人发生争吵，梁某某冲到房门处与王某雅抓扯、打斗，并用事先准备的刀具对王某雅头面部、胸部等部位切划、捅刺十刀，王某雅受伤倒地，经120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梁某某经公安民警同意后，随父母自行驾车就医。
事后，梁某某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，评定为“部分刑事责任能力”。梁某某能在行凶后与父母前往医院就医，王女士对梁某某在事发时的精神状态有疑问，“如果梁某某此前便有精神病史，为什么其父母未在案发前采取治疗措施，还任由其多次在小区内滋扰业主?”最令王女士感到寒心的是，女儿被害后，凶手父母从未给她打过一个电话，竟然还抱怨此事害他们只能住宾馆。
凶手父亲的“有家不能回”言论，暴露了他在女儿犯罪面前的冷漠与推卸，挑战了道德底线。
根据检方的起诉书，梁某某此前就曾携带刀具在小区里敲邻居的门。2023年8月，她因滋扰他人被警方警告。这说明其父母早已知道她的行为具有危险性。作为监护人，其父母是否尽到职责？他们是否带女儿就医、限制其外出？这些问题，凶手父亲没有正面回应。而他的抱怨，反而透露出一种“我也是受害者”的推卸心态。他不仅缺乏对受害者家庭的同情，甚至试图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这种态度，是对被害人家属的二次伤害，比梁某某的刀更伤人，它践踏了最基本的共情。
凶手父亲的抱怨虽然有推卸责任的心态，但法律不会因此减轻其应该承担的责任。
《民法典》第1188条写得清清楚楚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，监护人得承担侵权责任。梁某某虽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但检方起诉书明确，她的行为有预谋，具备一定刑事责任能力。这意味着，即便她在刑事上可能被减轻处罚，其父母作为监护人，仍需为她的行为担责。
如果他们早些带女儿就医、限制其外出，或者在警方警告后采取行动，王某雅的悲剧能否避免？或许无人知道答案，但他们的疏忽无疑为悲剧埋下伏笔。梁某某的刀，刺中的不仅是王某雅的身体，还有一个家庭的责任心。王女士的诉求，不是无理取闹，而是要用法律逼迫凶手父母直面失职的代价。
法律的意义，在于以公正回应冷漠。凶手父亲试图用“住宾馆”的抱怨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，但法律不会被这种推卸蒙蔽。追究监护人责任，不仅能让受害者家庭得到经济赔偿，更能通过司法判决，明确监护人的义务，震慑那些对精神疾病患者放任不管的家庭。
家庭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第一道防线。如果连家属都不愿担责，社会如何指望他们履行监护义务？王女士的泪水，呼唤的不仅是法律的公正，还有社会的共情与担当。她坚持追究凶手父母的责任，不仅是为女儿讨公道，更是在为所有潜在受害者争取一个更安全的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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